10月13日下午，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在昆明闭幕，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昆明宣言”是此次大会的主要成果。宣言承诺，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

宣言承诺，加快并加强制定、更新本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优化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积极完善全球环境法律框架；增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施“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现有多边环境协定的合作与协调行动，以推动陆地、淡水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

10月13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通过“昆明宣言”。雷桐苏 顾彬 摄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说，“昆明宣言”是一个政治性宣言，主要目的是集中反映各方政治意愿。宣言从57个缔约方收集到近400条意见，49个国家提供反馈意见形成。宣言将释放出强有力的信号，向世界展现我们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决心，并展示出我们将在相关问题上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宣言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该宣言说明各方已充分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紧迫性，很多国家元首和部长们作出的承诺令人鼓舞。

多名代表在发言中表达对宣言的支持。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总结部长级平行圆桌会议情况时说：“一些发言代表提到，宣言是走向生物多样性保护正确方向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助于全球深化共识。”

亚太区域代表认为，宣言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变革注入了强有力的政治推动力。欧盟环境、海洋和渔业委员会代表表示，宣言将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谈判和形成赋能。

国际生物多样性土著论坛代表赞赏宣言，指出“使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妇女、青年、民间社会、地方政府和当局、学术界、企业和金融部门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能够充分和有效参与”。阿根廷环境与自然资源基金会的妇女代表肯定宣言内容，并呼吁落实举措，让各方参与其中，以更加包容的方式促进全球社会生态的复苏。

据了解，“昆明宣言”将提交联合国大会、2022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和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二阶段会议。

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

（第一阶段）

高级别会议昆明宣言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我们，部长和其他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①召开之际，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于2021年10月12日至1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现场和远程会晤。

回顾 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的关联，

回顾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认识到要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各项目标和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必须在环境、社会和经济维度全面实现该议程，

强调 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为地球上所有形式的生命提供支持，巩固人类和地球的健康与福祉、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关切 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危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目标的实现，

认识到 过去十年在《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令人深切担忧的是这些进展不足以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深切地认识到 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海洋退化和污染以及日益严峻的人类健康和粮食安全风险，这些前所未有和相互关联的危机对我们的社会、文化、繁荣和星球构成威胁，

认识到这些危机具有许多共同的潜在变化动因，

也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直接驱动因素是土地和海洋利用变化、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入侵物种，

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通过运用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以及他们对传统土地和领地上的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作出贡献，

也认识到妇女和女孩以及青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为此，强调 需要在所有经济部门和全社会采取紧急和综合行动以实现转型变革，通过各级政府之间的一致政策，以及在国家层面实现相关公约和多边组织的协同增效，为自然和人类塑造一条未来之路，在这条路上，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分享，成为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

注意到 需要采取组合措施来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包括采取行动解决土地和海洋利用变化，加强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减缓气候变化、减少污染、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和防止过度开发，以及采取行动变革经济和金融体系，确保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减少浪费，认识到任何单一措施或这些措施的部分组合都是不够的，每项措施的效力都因另一项措施而增强，

注意到 诸多国家呼吁，到2030年通过采取连通性良好的保护地体系和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以保护和养护30%的陆地和海洋面积，

重申 《关于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以促进福祉的坎昆宣言》和《关于为人类和地球投资生物多样性的沙姆沙伊赫宣言》，

回顾 2020年9月召开的主题为“采取生物多样性紧急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

注意到 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我们宣告，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是本十年的一个决定性挑战，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十年、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和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背景下，需要强大的政治动力来制定、通过和实施一项兼具雄心和变革性的、能够平衡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三大目标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我们承诺：

1.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包括提供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致的必要的实施手段，以及适当的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

2.视情支持制定、通过和实施有效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20年后执行计划和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3.各国政府继续合作推动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纳入或“主流化”到决策之中，包括将生物多样性的多元价值纳入到政策、法规、规划进程、减贫战略和经济核算中，并加强生物多样性跨部门协调机制；

4.加快并加强制定、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确保“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国家层面的有效实施；

5.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提高区域保护与管理的有效性并在全球扩大保护范围，以保护物种和基因多样性，减少或消除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6.加强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7.积极完善全球环境法律框架，加强国家层面的环境法及其执法力度，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并打击其非法利用，在采取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时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义务；

8.加快努力，在考虑到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背景下，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和其他适当协议，确保公平公正地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包括与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

9.视情加强相关生物技术的开发、评估、监管、管理和转让的措施及其实施，以提升惠益并减少风险，包括与使用和释放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相关的风险；

10.增加生态系统方法的运用，以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恢复退化生态系统、增强复原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支持可持续粮食生产、促进健康，并为应对其他挑战作出贡献，加强“一体化健康”和其他全面的方法，通过强有力的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确保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效益，强调这些生态系统方法不能取代符合《巴黎协定》的紧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需的优先行动②；

11.加大行动力度，减少人类活动对海洋的负面影响，保护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增强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韧性；

12.确保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的恢复政策、规划和计划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

13.与财政、经济和其他相关部门合作，改革激励机制，消除、逐步取消或改革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和其他激励措施，同时保护弱势群体，从所有来源调动更多的财政资源，并协调所有资金流以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14.增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施“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并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规定保持一致；

15.使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妇女、青年、民间团体、地方政府和机关、学术界、商业和金融部门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并鼓励他们在“沙姆沙伊赫到昆明”人与自然行动议程的背景下作出自愿承诺，并继续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实施营造势头；

16.进一步开发关于生物多样性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的工具，以支持向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行为的转变；

17.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等现有多边环境协定，以及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相关国际和多边进程的合作与协调行动，以推动陆地、淡水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育、可持续管理和恢复，同时，为其他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协同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本宣言将提交联合国大会、2022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和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二阶段会议】

①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第十次会议和《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第四次会议

②根据科咨附属机构第23/2号建议第4段，“生态系统方法”也可被称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10月13日晚举行的

COP15高级别会议成果解读媒体见面会上

来自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专家们

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和工作实际

对“昆明宣言”进行深入解读

关键词

凝聚共识、展望愿景、探索路径

“‘昆明宣言’由中方本着开放、透明、包容的态度起草，各缔约方积极贡献智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使‘昆明宣言’的内容更加充实和完善。”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夏应显说，“‘昆明宣言’释放了强有力的信号，向世界展现我们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决心。”

“我们希望宣言为加快并加强制定、更新本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优化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积极完善全球环境法律框架，增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施‘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等相关内容磋商进程提供政治推动力。”夏应显说。

认真研读“昆明宣言”后，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用凝聚共识、展望愿景、探索路径12个字来概括“昆明宣言”。

从凝聚共识来说，“昆明宣言”在缔约方之间达成了几个共识，包括：生物多样性对各国GDP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造成威胁，过去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并不理想，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原因等。在高吉喜看来，这4点共识的达成，对下一步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球路径至关重要。

“‘昆明宣言’提出了很多路径的创新，尤其强调的是综合协调的手段，不仅是依靠单一的手段来解决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问题。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可能靠单一的措施、单一的行动、单一的国家来实现，必须发挥综合协调的作用。”高吉喜说，从综合手段来看，“昆明宣言”强调采取环境、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手段，通过政府政策的制定，使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同时，增强惠益分享，更好地调动当地群众参与保护的积极性。从准则制定上来说，“昆明宣言”还强调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其他公约协调推进。

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高吉喜认为近期可以实现的是：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后，各方都要制定和更新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计划；增强百姓参与的积极性，通过有效措施，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共进。

关键词

科学价值、指导意义

中国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所长李俊生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从“昆明宣言”所涵盖的高度、维度、尺度3个层面分享了对“昆明宣言”的认识。

李俊生说，综观历史，从第一届COP大会至今，把生态文明写进倡议中尚属首次。从高度来看，“昆明宣言”从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个角度出发，站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强调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并提出的一系列举措，引导后期的保护和发展，高度之高前所未有。从维度来看，过去人们立足生物多样性保护本身来探讨保护问题，而此次“昆明宣言”则明确地从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深入地分析，全面覆盖陆地、海洋等各种生态系统，具有多元性。从尺度来看，生物多样性是由遗传、物种、生态系统3个层面构成的，“昆明宣言”从遗传惠益分享、物种规模、生态系统恢复方面阐释了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如何实现，并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路径怎么走。

“‘昆明宣言’还具有时效性、长期性和科学性3个特点。”李俊生说，从时效性看，我们都知道，通过10年的奋斗，“爱知目标”并没有实现，所以当前人类所肩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任务非常繁重。因此在这个时刻发布“昆明宣言”具有非常强的时效性，将对下一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和框架制定产生积极引导和指导。从长期性看，“昆明宣言”主要围绕2030年制订目标，对未来10年到20年乃至2050年都将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从科学性看，“昆明宣言”明确每一个目标的实现都将通过严格的监测和评估来确保，具有很强的科学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主流化、系统性变革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说：“‘昆明宣言’是在人类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发布的一个重要宣言，将会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的正向影响。”

世界自然基金会此前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中指出，1970年至2016年间，全球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消亡了68%，地球生命力指数平均下降超过一半。

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上制定的“爱知目标”，在2020年只有6个目标部分实现，绝大部分目标并没有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拐点还没有到来。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面临巨大威胁，但各方的努力和行动还不够。如果任由这种威胁持续，将产生不可逆的影响，未来再要进行恢复，投入将是巨大的，而且结果未必乐观。

“生物多样性持续受威胁和人类行动不力两者矛盾的根源是政治家、民众和科学家之间在保护与发展上的共识性不够，全球不同区域或国家间发展不平衡，全球经济和软实力不平衡导致的。”任海说。

任海表示，“昆明宣言”中多次提到了主流化和系统性变革，这两个关键词是针对过去履约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良药”，更是未来的行动宣言。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也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由行政命令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转变的主要途径。主流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工作，应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强化科学和技术支撑、开发更有效的方法并出台指标体系、指南以及加强宣传教育等。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源于认识、立法、体制、资金、技术、能力和外部环境等方面，是系统性的问题，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变革才能解决。系统性就要注重目标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能力导向和效率导向，打通生态文明建设能力供给方面的短板。特别是要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需求，提出相应目标，在理念目标、技术模式上进行变革性转变以保护生物多样性。

“我国在实践中依托‘生命共同体’理论凝聚保护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克服利益分歧，遵循‘两山’理论协调保护与发展矛盾，可有效化解社会面临的‘转型变革’结构性难题。”任海说。